（转引《中国政协报》2017年12月18日 第12版，作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王一川 教授）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周围又总宽容以待，儒雅、和蔼、善解人意，特别是令晚辈们如沐春风，我想这当是一种平淡中渗透着大义之举。

在我眼中，八帙老人程正民先生一直以来为人行事总讲求平淡二字，平淡得可能会让一些人忽略掉它下面隐伏着的奇崛。人们迄今为止谈论较多的是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如何力助童庆炳先生领导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点实现再度辉煌。这可能是熟悉北师大文艺学学科点的人都知道的，特别是在童先生于上月突然去世之后、他们之间的知己之交已盛传为文艺学界佳话之时。

但其实，同样不应忽略的是，程先生自己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俄苏文论专家、文艺心理学专家和巴赫金研究专家，并且还曾担任中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重镇之一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其学术建树和学科管理贡献都应受到重视。

苏文所撤销后的归来者

我能认识程先生并与他成为同事，是同苏联解体有某种微妙的关系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件看来与我（们）的生活根本沾不上边的重大历史事件，却生生与我（们）有了实际的关联：一度是全球巨无霸国度的“苏联”，在1991年轰然解体了。仿佛是它解体后飞溅的碎片，竟一举“砸碎”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苏联文学研究所。于是，1993年中的一天，童庆炳先生告诉我，经他力邀，从这个解体机构里将调回来一位人品和学问俱佳的俄苏文学专家，他的老同学程正民副教授。他本来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毕业留校时就在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后来服从需要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和苏联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苏联文学理论批评和苏联当代文学，为研究生讲授俄苏文学批评史课程等，做过苏联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苏联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现在则是属于回归，回来加强我们学科点的力量。我当然很高兴和期待。

记得那天教研室开会，我眼中的归来者程正民先生，个子不高，身材纤瘦，话语不多，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相处多年后，他给我的印象总是而且想必永远是，为人善良、诚实，生性和蔼、沉静，总是浸润于个人喜好的学术领域，从不轻易争强好胜、张扬自我，实实在在的学者本色！或许，这位生长于厦门、毕业于名校双十中学的城里人，从来就不需要证明自己，而只需要听从自己心性的驱动即可。当然，有时他也会一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不容你插入或阻断他的话语逻辑链条，直到他一举表述完整和完毕为止。这时的他，才会静下来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哪怕是不同的意见。

这使我想到，他内心深处该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超强自信、雄辩和说服力。由此看，他该是一个内心完整、拥有主见、淡泊宁静而不需借外力维系的独立学者吧！

临危受命出任中文系主任

程先生由于此前积攒了丰厚的学问和人品，回来的第二年即1994年6月就顺利升任教授。由于我自己破格提教授也在同一年，而且我的教授任职通知单还是他趁便复印一份递给我的，因此记忆清晰。

有意思的是，当年年底赶上中文系行政领导班子换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授做系主任。这时，有校领导慧眼相中刚刚调回来并升任教授的程先生。他虽属调回来不久，但毕竟是中文系的老人，性格和蔼、学问扎实、协调能力强，有人缘，当时的很多老教师都熟悉他。当即就得到认可和支持。就这样，程先生在调回中文系工作仅仅一年半后和升任正教授半年后，即1995至1998年的三年多时间承担起了中文系主任的重担了。在我的印象中，程老这一届系领导班子干得有声有色。他带领年轻的副系主任李国英、刘谦等，做了几件颇有起色的事情。

首先就是全系的学科建设取得新发展。以钟敬文老人领衔的教育部重点学科中国民间文艺学为龙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各个二级学科都动了起来，力图顺应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高等教育及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实现加快发展的目标。大家反映，程老的班子抓得实，做得细，实绩突出，瞄准当时的学科前沿赶了上来。

其次，特别突出的是为中文系“二老”———钟敬文老先生和启功老先生的学术成就所做的总结和概括工作。一是借为钟先生的《兰窗诗论集》的出版召开学术研讨会之机，大力宣传钟老在民间文艺学和文艺学领域的贡献，令钟老满意。二是特别是于1995年空前地为启先生召开“启功先生《汉语现象论丛》学术研讨会”，于1996年整理出版《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令世人得知启先生不仅大字写得好，而且学问做得好。从而也赢得启先生和社会各界交口赞誉。

再有一点至今印象特别深刻：这就是从这一届班子开始，老师们的收入明显增加了。

我的书柜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帧照片，那是在香山饭店，钟先生和启先生都微笑着坐在前排中央，童庆炳先生、王宁先生和程正民先生站在后排中央，董晓萍教授和我分别站在后排两侧。那可能是在21世纪初年，北师大中文系的两所研究机构民族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和文艺学研究中心刚刚获准成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不久，两个基地的师生们到香山饭店联欢时，留下来的珍贵合影。能够让钟先生和启先生联手合力支持这两个基地的建设，这是与程先生当年的工作分不开的。

程先生自己是这样记录他与钟先生和启先生二老的交往经历的：“我在1995—1998年担任中文系的系主任。这个‘新官上任’不完全是自愿的。我有很多年不在中文系，对情况颇不熟悉。而且，那时我身体不大好，校长来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刚刚从医院回来。校领导希望我顾全大局。因为拿不定主意，我就去找老先生去谈。先找的是钟敬文先生，他鼓励我：‘火坑总得有人跳！’我又去找启先生，他幽默地说：‘钟先生让你跳你就跳吧，但是别给自己加柴禾了。’幸运地得到了两位大师的支持，我的顾虑和畏难情绪就消除了，从此走上了一个陌生而重要的岗位。”他一开始就对二老如此尊重，而二老待他又是如此信赖和宽厚，可想而知随后他们之间的默契程度。他还特别这样说到启先生：“这些年来，无论是在中文系的工作上，还是在个人的成长中，我都领受了启先生的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登门拜访先生，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近距离地、深切地感受了先生的人格魅力。”我想这话所言，其实也是适用于他与钟先生的关系的。

我在这里甚至可以“过来人”或见证者的身份直截了当地说，我所曾经服务长达27载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院，能有今天的兴旺，程先生当年在系主任任期上的贡献是应当被历史铭记的。

《文学理论教程》的幕后推手

多年以来，当外界给予童庆炳先生主编（而我也是副主编之一）的高校文学概论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教研创新和同类教材销量第一的盛誉时，其实我知道，特别不应忘记的是程先生曾经做过的一次教材评奖工作。那是1995年，该教材初版在国内教材界还没有多大名气，销量也一般，这是由于人们对它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一些认知的契机。但就在这一年，正在中文系系主任任上的程先生，作为评委前往当时的国家教委参加评审高校教材奖时，就力推《文学理论教程》获得了“国家教委级一等奖”。

这次获奖的意义不同寻常。在我记忆中，这是这部教材获得的来自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第一项荣誉，并且也是该教材生涯中最具转折性意义的一个奖励。因为，正是从那次获奖后，这部教材就陆续被列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的教材，并且以它为标志性成果而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荣誉，从此顺风顺水发行下来，直到现在的持续常销。因此，当我们谈起这部教材今天的声名时，不应当忘记程先生（及其他评委）当年的幕后助推之功。

在独特的学术园地长期耕耘建树丰厚

说起程先生自己的独特学术园地，惭愧的是，我由于学养所限和用功不够，确实了解不多。但感觉中，俄苏文论研究、文艺心理学研究及巴赫金研究应是他的三块相互交融的学术园地。他凭借自己的俄语专长，长期做俄苏文论研究工作，曾同该领域领军人物刘宁教授等一道撰写《俄苏文学批评史》，引领国内该领域的建设脚步。调回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后，他又依托自己对俄苏文论中维戈茨基的《艺术心理学》等的研究素养，根据当时国内文艺心理学研究新需要，开始了二次创业：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艺心理学教学体系。这一做就是多年。后来，面对国内外的巴赫金热，他又及时向中国读者介绍巴赫金的思想并探索其在当代中国的借鉴意义。

简要梳理起来，他可谓著述等身：科瓦廖夫《文学创作心理学》（译著，1982）、《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1990，1999）、《现代心理美学》（副主编,1991，1999）、《俄苏文学批评史》（合著，1992）、《文艺社会学：传统与现代》（主编之一，199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简史》（合著，1995）、《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1997）、《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合著，1997）、《文艺心理学教程》（主编之一，2001）、《创作心理与文化诗学》（2001）、《巴赫金的文化诗学》（2001）、《马克思和现代美学》（2001）、《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合著，2005）、《卢那察尔斯基文艺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2006）、《文艺心理学新编》（主编，2011）、《艺术家个性心理和发展》（2012）、《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2）、《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总主编之一，丛书共7种，2012）。他的这些著作给人一点突出印象：多是个人默默耕耘的成果，不跟风、不赶时髦，注重长期积累后的厚积薄发，集中彰显出他的独一无二的学术个性。

一言千钧，夫子自道

记得在悼念童先生的文章里，程先生开门见山地说：“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教育家童庆炳教授离开我们了，作为相识相知60年的老朋友，我无比悲痛。在追悼他的日子里，人们自然想到他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杰出贡献。报刊和网络称他为‘文学理论泰斗’‘文坛教父’，在我心目中他更像一个劳动者，几十年如一日在文学理论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从不懈怠，从不停滞，勇敢前行，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费尽心力，为我国文学理论学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是一段满含深情而又睿智的评论。当众多媒体纷纷以“泰斗”和“教父”等光环加诸童先生头顶时，唯有程先生能站出来力排众议地澄清和反驳说“报刊和网络称他为‘文学理论泰斗’‘文坛教父’，在我心目中他更像一个劳动者……”，可谓一言千钧！这等胆识和知己之义举，绝非他人所能做。

细想，这其实恐怕也属程先生夫子自道，是他自己一生的自我信念的写照：人生及学术都应是平淡的，不必修饰或夸张，平平淡淡才是真。

写到这里，我不禁自惭，自己为人向来疏于走动，在北师大工作时就连长辈程先生家也少去登门请安求教，失去很多学习机会。有得数的致电希望登门拜访时，老先生也总是客气地说通话即可，不必跑路。但这些不会影响程先生在过去20多年里给我烙下的总印象。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周围又总宽容以待，儒雅、和蔼、善解人意，特别是令晚辈们如沐春风，我想这当是一种平淡中渗透着大义之举。每当北师大文艺学学科点遭遇挫折或难题时，他总是应自己老友童先生之邀前往助阵，共同研讨良策，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童程合作模式；而每当学科点取得成绩或顺当前行时，他又总是主动隐身，从不轻易干预，从不居功。他凭借长期的扎实治学之功，早已攀登上一个专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高度了，表面上却低调得仿佛这一切都非他所为似的。此时，程先生给我的总印象不能不凝聚成这么一句话：寓大义高境于平淡中。这等平淡中蕴藉奇崛之举，实为我辈楷模。

谨以此小文，敬祝程正民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