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现场

世界人文科学思潮无论高潮迭起还是跌宕起伏都涉及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即加强人文精神建设，因而人文科学研究的当代趋势与方法论备受关注。对跨文化学的概念史而言，它既是核心问题，也是前沿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

2019年4月24日上午10：40-12:30，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学术会堂，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副院长、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Michel Zink教授与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汪德迈教授共同登台，讲授人文科学方法论，介绍他们研究法国、意大利、希腊、中国、日本和越南文学文化的治学之道，充分展现跨文化研究的无限魅力，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场思想盛宴。

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原院长、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Pierre Filliozat教授，印度德里大学客座教授Vasundhara Kavali-Filliozat，法国文学特级教授、法国阿尔多瓦大学东方学系主任金丝燕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正荣教授等到会听讲。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学方向全体师生、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敦煌研究院等单位的师生和科研骨干和部分法国青年学者参加了听讲。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主持讲座。

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Michel Zink教授

谈人文科学方法论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法国中世纪语言和文学。在法国，中世纪研究涉及到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学，我的方法要从这些研究对象中来。

中世纪语言研究，要加上复数，法语就有两种，第一种是法国北部的法语，第二种是法国南部的法语。还有第三种语言——意大利语。我研究的是法国北部的语言、南部的语言和意大利语。我还要研究拉丁语，因为拉丁是中世纪欧洲国家的语言。当时拉丁语在大学讲授，是国际交流的一种语言。

中世纪文学研究，在这样一个历史框架下，我研究中世纪的书籍史，因为当时书籍已经开始展现中世纪的概念、中世纪的爱的观念；还有当时的书籍诗人。书籍诗人也要研究，他们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敏感度。

我的第二个兴趣点是宗教文学，宗教文学对所有文学都有影响，对中世纪文学形式的影响，对民俗文学的影响。

关于方法论。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受到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结构主义在文学研究中通常带有一种对于心理的、超现实的，或者对作者本人的个性思想的引领作用。在结构主义分析盛行的时代，尤其是拉康所代表的学院派、精神分析学派、潜意识研究等无所不在。结构主义统领了语言学家，又统领了精神分析派，语言成为诠释思想的一种工具。当时在法国学界，列为斯特劳斯是代表，他将人类学纳入结构主义，也将语言学导入他的人类学研究当中去。

我的研究还得到语言学方法的支持。当时是乔姆斯基的时代，形式语法成为法则。我们可以把这种原来属于语法规则拿来，用作文学文本研究的法则。它的作用是远离意识。

米歇尔·福柯方法的影响。福柯感兴趣的是如何体现思想中的特性，也就是说作者是死亡的。我们以为在思想里头有一个作者，这个作者是内在的我，但是这个内在的自我又受到外在的影响，取决于外在的影响。我以这样的方法研究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研究一度停滞不前，但是我发现，从这种角度进去，可以做新的研究。我把文本作为一切的开头，作为所有文学理论分析思考的真正的场。我严肃地对待文本，对文本有极大的尊重，努力地想知道文本究竟想说什么？在1970年和1980年代，我都是这样对待文本的。我们应该有意地变成无知，我们要带着一种无知，所谓无知就是天真的，天真地去阅读。

法国“第一大儒”汪德迈教授

谈人文科学方法论

我的研究方向，最早的时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与我在大学所学的学识没有什么联系。后来我想尽可能多地在远东生活，尽可能多地在当地研究，但在这方面，当时的路是堵塞的。当时出于政治原因，欧洲人没法进入中国。怎么办？这在我是个问题。如何进行汉学研究？我就转向了，转向了另一条道路。我注册了巴黎索邦大学的哲学系、法律系，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莱布尼兹和中国。我在这条道路上走，对我帮助很大。在大学里哲学考试，考官跟我讲，葛兰言是怎么说的？但这种研究我不大感兴趣。

对我影响较大的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历史学方面。年鉴学派也是给历史学提供方法的。后来我在法国南部埃克斯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有个非常出色的同事吕西安，是法国历史学界最著名的一代学者，受他的影响，我的研究倒向分析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确实在社会历史学上有开放性作用，我开始研究中国思想史。我认为在中国，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解释，与西方的不一样。这是我后来自己查阅到的，我发现了中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影响，这又引导了我最初的研究。

我研究中国文化，我学过法律学。第一个就是中国法研究。我认为，中国法到现在没有足够的学者去关注。中国法和法学是不一样的，权力和法律是不一样的，法律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机制的总基。权力更广泛，它不代表国家机制。

我的方法论的第二点是儒学研究。我的研究一直追溯儒学。在法国，儒学很少有人研究。在儒学与法家之间，儒学是法家的源流。我的研究始终被一种感觉所引领，这种感觉就是要不断地寻找它的源头。这也是我对中国的前历史感兴趣的理由或者冲动。 

我的方法论的第三点是甲骨文研究。我的法国老师戴密微自己没有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像甲骨文，但戴密微感觉到了研究这一块的重要性，就把我派到饶宗颐的身边学习古文字，就这样我就从儒学进一步上升到它的源头，上升到甲骨文。我想强调的是，我把极大的精力放到文字的起源、文字的本义上，探索它的本义，第一意。西方经常会存在一种偏见，认为寻找字源的本义可能是不大有科学性，有点荒谬，但中国的字源不是西方的字母，两者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字母文字和中国的表意文字，对于思想的形成、心态的形成，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特别怀疑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们对于口语的重视，欧洲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确实对于口语的重视是举世无双的，当然可能对中国的文字学家有影响，中国文字不是口语性的，是书写性的。法国语言学对口语研究的影响，将口语优先于书写，这是欧洲的历史现象，王力曾留学法国，他用法国语言学的方法解释中国古文字，这是其中的代表。这个方面我们得要小心，不要以王力是瞻，我这次机会提醒大家，我的话就说完了。

金丝燕教授中法语现场同传

第五届北师大跨文化课程班延请两位欧洲人文科学学术大师前来授课，其人文科学理念、卓越治学经历和国际话语影响力相统一，本身就是诠释人文科学方法论及其功能和前景的极有说服力的样本。

（本期摄影：齐松、罗红松/图文编辑：王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