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0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跨文化研究生课程班举行开幕式，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正荣教授主持了开幕式，董晓萍院长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高校研究生百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北师大第六届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开幕式

本届课程班首讲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王一川教授担任，讲座题目是《跨文化旅程的起点——朱光潜早期美学阅读札记》，上午10点至12点，在教九楼201教室开讲。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主持讲座。

王一川教授从分析“跨文化”和“跨文化学”的概念讨论，进行跨文化学与艺术美学交叉研究的问题框架，重点分析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的个案。在结构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概念，阐述跨文化、跨文化学、与跨文化艺术美学的概念的界定与意义等。第二部分，个案，细读朱光潜早期美学作品，在跨文化视野下讨论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中的特点。

在第一部分中，王一川教授主要讨论了如何理解跨文化学、跨文化艺术美学。他认为，跨文化学、跨文化学的界定，从不同角度看有不同的划分。这是一个开放领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视角、方法、学科、或仅仅是一种观察点。但是，他认为，从事跨文化研究，因为它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接触状况的研究。20世纪以来，学界的文化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三种，即自文化、比较文化和跨文化，即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和共通性研究，是文化差异性前提下的共通性寻求。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异通性”的概念，即异质文化中的共通之处，而跨文化学本质上就是建立在文化间性基础上的异通性的寻求。它打破一种纯粹同一性的幻想，该派别以交流和对话消弭差异导致的距离，而非寄希望于同一性基础上产生的共同性幻觉。

在谈到跨文化与跨文化艺术美学研究的概念问题时，王一川教授从文字的字形入手，解释跨文化研究中“跨”的含义，其本意在于“之间”，第二层含义在于“横跨”，“横跨”于不同关联物之间的义项。由此，王教授给出的跨文化学的概念为：“横跨于两种或以上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关联域的分析”，而跨文化艺术美学则是“横跨于两种或以上艺术关联域之间的艺术美学研究”，可以理解为艺术美学在跨文化学视角下延展出来的分支领域。它可以跨越比较艺术学的乐观主义学科预设而构建新的多元文化及差异论的学科预设，包括在异质文化及艺术之间难以沟通的同时，可以认真审视两者之间互相接触的状况及其缘由本身；当两种异质文化及艺术之间难以沟通和认同的同时，经常感受到两种异质文化及艺术之间都竞相尝试跨越对方而又难以真正沟通及认同的特定情形。因此，跨文化艺术学比之比较艺术学，在当前具有更多可理解性和可行性。王一川教授还指出，跨文化艺术美学包含四个层面的问题，跨门类艺术美学、跨形态艺术美学、跨学科艺术美学、跨价值体系艺术美学。

在对跨文化艺术美学基本概念理解的基础上，王一川教授引入了朱光潜早期美学研究作为个案，也是讲座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朱光潜的美学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32年留学回国前的早期美学阶段，二是1933-1949的中期美学时段，三是1950至逝世的后期美学时段。朱光潜早期艺术美学，主要涉及他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到 1933 年从欧洲学成回国之前所发表或出版的有关艺术美学问题及相关问题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包括艺术与美、艺术的特性及艺术与人生、学术界改造等方面，涉及文学、美术、艺术史、心理学、哲学及美学等多学科问题。这一时期比较有分量的著述有如下六种：一为1924年7月在《民铎》杂志第5卷第5期发表的“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二为1926年11月至1928年3月在《一般》杂志连载的“给一个中学生的十二封信”，后结集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于192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三为《变态心理学派别》，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四为《谈美》，相当于继《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十三封信”，写作于1932年，由《中学生》杂志选刊部分篇章，于当年1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五为《变态心理学》，于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六为其博士学位论文《悲剧心理学》，于1933 年由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朱光潜早期文艺美学思想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对这几种文献的细读展开的。随后王一川教授介绍了朱光潜早期的学术经历，一方面是早期国内的求学经历带来的深厚国学功底，一方面是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经历带来的西方学术视角。此外还需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强烈的社会关怀意愿，受五四风潮的影响，诞生了强烈的社会改造意识。由此形成了朱光潜学术道路的特点：处处留下中西跨文化治学视角及社会关怀印记。

王一川教授还谈到，要理解朱光潜早期美学的个体取向，还需要适当认识当时学界的多元化取向。从清末到20世纪3年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生活的认识表现出多种不同取向，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四种。第一，以严复为代表的种族论取向，思考以种族斗争的方式去争取个体生活权利。第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欲望论取向，关注人的生命意志或生命欲望在小说人物的特定生存方式中的作用。第三，美育体制论，这条路线经历了从王国维的美育观到蔡元培的美育体制化的演变。第四，现代新儒家的心学观，梁漱溟基于现代新儒家立场为现代中国人重建心灵系统。朱光潜的工作萌芽于上述多元化取向的交织之中。提出与现代新儒家相近的内在化方案——心灵论方案或救心方案。

关于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轨迹，简要来说这是一个从“换心”方案到救心方案或心灵自救方案的不断寻觅及调适过程。首先，从1922年发表的《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中，王一川教授提取了这样一句引起他注意的话，“记得在某书里看见一个故事说明万历中有位进士起初非常笨钝，后来遇见一个神人，把他的心换了一个，他从此就灵敏异常了。我们也要换个心才好。”正是透过这里有关“换心”方案的想象，可以看出朱光潜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极端陈腐与守旧的状况的愤激态度。随后1924年发表的《无言之美》是朱光潜早期美学的真正发源地，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的“无言之美”境界可以视为后来“人生的艺术化”最早的雏形，而这也是朱光潜援西释中最早的学术尝试，即运用西方学术论文文体、援引西方艺术思想及作品实例理解和阐发中国艺术传统中的“含蓄”论原则，体现出西式文体和艺术思想与中式文体和艺术思想的跨文化交融。他的这个艺术美学方案的核心在于，现代知识分子须回归于中国式的个体心灵自救之道。

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体现出更浓重的西学色彩。在这本书中，“心”的问题仍被置于首要地位，朱光潜运用中西跨文化知识阐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素养的建构方案。同时，值得注意的另一特点在于，该书选择以书信体的方式去阐述思想。这种文体既可以说是西方现代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的，可谓中西跨文化交融的一种合适文体。三十年代初朱光潜形成了明确的无功利化艺术观念，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1932年出版的《谈美》，提出了“人生的艺术化”或“人生美化”的主张。这一时期的朱光潜已经不再是提出“换心”方案的激愤青年，转而从西方欧洲浪漫主义及唯美主义传统中所获取精神养分。谈论艺术与美是为了“人生美化”，也就是“心灵美化”，因此这一时期朱光潜的“换心”方案变成了美化心灵的“救心”方案。不过王一川教授也指出，朱光潜这一时期“换心”的具体路径和目标却是纯粹或偏窄的，带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浪漫与理想化。他不仅与韩愈等古典“文以载道”传统相决裂，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学”观唱反调，转而标举的是一种公开的非道德化或非政治化的个体精神立场。最后，王一川教授谈到了朱光潜完成多年后才被翻译成中文的博士学位论文《悲剧心理学》，以此窥见其早期美学思想的另一发源地。在这本书中，朱光潜更明显的显现出对尼采酒神日神精神的偏爱，这种对“悲剧精神”的关注事实上在《无言之美》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时期就已经有所体现。王一川教授指出，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通过对以尼采悲剧观为代表的欧洲悲剧理论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悲剧心理学基本构架。这种悲剧心理学基本构架的基本精神在于，要以审美形象去把现实人生的不完美幻化为完美从而获得解救。

讨论与提问

通过对朱光潜早期著述以“心灵”为线索的梳理，能够看到朱光潜早期艺术美学其实远非单纯或整一，而具有一种复杂性。至少说，在“换心”的愤激之外，可梳理出三种不同方案：“无言之美”、“人生艺术化”及悲剧精神，这也是朱光潜早期艺术美学观的复杂性的体现。“无言之美”指向中国传统的“含蓄”美；悲剧精神是《悲剧心理学》中阐述的悲剧精神方案；“人生的艺术化”则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中体现的浪漫主义与心血的合流，是一种折中选择。这种、三种选择构成的复杂度，根源在于他陷入“无功利”的个体心灵自修还是有功利的生命力进取之间的选择的困窘。而为了化解这种选择的困窘，他较多采取了折中方案——“人生艺术化”正是这种调和路线的体现。

王一川教授（右）、董晓萍院长（中）与李正荣副院长（左）在讲座后交谈

（撰文/罗珊   摄影/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