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维拥有截然不同的思辨性

黄桂林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昨日惊闻汪德迈先生仙逝的噩耗，最初愕然不信，后来确认消息真实，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有幸三次聆听汪德迈先生的讲座，从夏天到冬天，从教九的大课堂现场授课到腾讯会议室的云端授课，时空虽有变化，但每每见到汪爷爷依旧觉得亲切。因为我在真正进入跨文化学后上的第一课就是汪先生的“中国教给我们什么”，他以一位西方学者的视角向我们讲述中国文化对西方乃至全世界产生的影响，不能不让作为中国人的我深受触动，同时这个标题很好地展现了汪先生的治学风格，谦逊、低调、宽厚，为汉学研究付出全部心力。汪先生在我研究跨文化学之初就陪伴着我，每年跨文化学的师生们相聚一堂听汪先生讲汉学已经成为跨文化学的传统。最近一次是在三个月前，今年的7月份，汪先生如约出现在跨文化课程班的讲座中，给我们讲言语、语言和文字，提到《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中所说的，中国思想源于“类科学”性的占卜，指出占卜不是寻求与神秘的超自然现象的契合，占卜本身具有理性，并且能够修正伴随其产生的荒谬。汪先生的这些观点给我巨大的启发，因为这从根源上说明相较源于宗教神学的西方思想而言，中国思想拥有截然不同的思辨性和深度。那次讲座我还准备了三个问题想要请教汪先生，后来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机会和先生交流，没想到这次错过竟成了永远的遗憾，这些问题再也无人解答了。但我一定会带着汪先生教给我的东西，在跨文化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探索答案。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