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丁堡大学校园思念汪德迈先生

卫    冕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昨日惊闻汪先生离开的噩耗，我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校园，心绪立刻飘回北京，漫牵到北师大研究生跨文化国际研讨班的课堂，丝丝缕缕，悲伤缠绕着怀念。

早在2018年夏天，我便有幸于“跨文化国际课程班”的课堂上聆听汪先生的讲座。彼时，我尚未读过汪先生的著作，对于汪先生所讲的内容也只一知半解。纵然如此，汪先生依然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盖因他提到自己六十年来从不间断汉语学习，每天都要练习汉字。同为进行跨文化研究、需要学习外语的人，听闻此言，备受震撼，也倍感汗颜。坚持不辍学习外语是一个跨文化研究者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素养，这是汪先生为我上的第一课，看似浅显，实为治学之根基。

此后，或线下面对面座谈，或线上远程授课，汪先生以九十岁之高龄，“全勤”了我们每一届“跨文化国际课程班”，为我带来一次又一次治学与修身的启迪。我也终于拜读了汪先生的著作《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并得到了极大的启发。这部专著是在外位视角下展开跨文化研究的范本，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探究中国文字、语言、思想与文化。这本书概括了汪先生的思想要点，我抄在下面：

1.作为科学原型的史前中国占卜术所展开的思维，并非宗教性的神学，而是准科学性的占卜学。

2.中国文字的创造归于龟卜兆纹的外推法。

3.文言文离自然语言相当远，十分系统规范化，体现另一种高度的抽象性。

4.西方文学起源于古典神话的口述，中国文学起源于占卜学著（史），用文言文记录原本与卜辞有关的各种资料。

5.西洋思维完全不受印欧语言的语义系统限制，因其为字母文字，可以任意创造所需的概念，但容易陷入空虚概念的语言游戏；中国思维受文字系统限制，不创造文字以外的概念，不容易进行改革，可是有客观性的保证。

6.中国传统科学（尤其医学）的特性乃相关性系统思维，西洋传统科学（尤其物理学）的特性乃因果关系性系统思维。

7.中国是礼学传统，西方乃权理传统。

8.西方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现代性，而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与外来文明的冲突，其启蒙始于五四运动。

可以看出，汪先生的思路自成体系，一脉相承，他对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解读尤其具有启发性。例如：

1.中国是宇宙而上而非形而上的哲学，这使得人面对的是宇宙而非社会，天、地、人（道德）共同构成宇宙运行的机制，即使是皇帝也有势无权，须得顺应天命，因此不重法制，而重从宇宙中阐发出的“道”，在人类社会中即礼治。

2.中国文学是天人合一的创作，即人文与自然之文的结合、自我意识与宇宙维度的结合。

3 .对偶体现出相关性思维，不仅是存在于能指层面，也存于所指层面，涵盖部首、发音、含义三个维度，反映出作者与宇宙之间的交感。

4.中国作家的写作旨在注疏经典作品，因其含有“大义”。讽喻、语录、典故皆为形而上学的注疏，并与经典作品形成互文关系。

以上仅列举出对我而言印象深刻的例子。当然，书中也有一些我尚不能理解的推论。比如，龟卜究竟如何演化出超越占卜意义的文字？日、月、水、火等极富象形性的文字需要由龟卜而来吗？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再也不能在课堂上向汪先生请教了，只能在汪先生留下的浩瀚文章中追问答案。

幸甚，汪先生还留下了浩瀚文章，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这些后学可以在跨文化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