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汪德迈先生

张    弛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法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特聘教授
Professeur distingué d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comparée
de la Faculté des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étrangères
à l'Université normale du Hunan, Changsha, Chine

惊悉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遽归道山。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知道每时每刻都有人离世，高寿的人好像是离死亡更近的人。但是，真正听到自己的亲人、师友、熟人去世的消息时，我们仍然会感到震惊：一方面，我们在心理上是期望他们永远活着的，而我们的期待被无情地打破了；另一方面，他们的离世刺痛了我们，让我们感到了无可挽回的真正损失，因为尽管经年不见面，甚至没有音讯，但是，他们在世界上某处与我们的共在，已经成为我们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今年6月份，金丝燕老师请我翻译汪先生的一篇研讨会发言《中国诗学之起源》（L’origine de la poétiquechinoise）。文章不长，但思想密度很大，富有洞察力。我很用心地完成了翻译，又为译文写了两条很长的译者注。国庆节期间，对译文清样做了校改，将会在《跨文化对话》第45辑刊出。我还没有收到样刊，不知道是否此文是汪先生生前授权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了。逝者仙去，生者戚戚！

实际上，我早在1995年底，就通过寓居西安的法国汉学家米里拜尔（曾用名“米睿哲”，Jean de Miribel，1919-2016）先生的介绍，去汪先生的寓所拜访，得以结识汪先生。我去巴黎留学，博士论文是关于萨特及存在主义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还想趁机好好研究一下西方哲学、宗教、艺术、文化等。汪先生是汉学家，主要研究儒学和中国上古的历史、文化与思想。因此，我们的初次交谈是客气的，但无法深入，我也没有再与他联系见面。

几年后，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初稿。导师莫雷尔（Jean-Pierre Morel）先生看了以后，建议我增写关于中国文化心理演变的系统内容，因为不懂得中国近现代史的外国读者，难以理解中国读者对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的接受心理。我于是把对法语和英语汉学著作的阅读从零散变成系统，更多地注意到了他们的不同视角，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演变的解读。我在书店看到汪德迈先生的著作《中国学论稿》（Études sinologiques, Paris, PUF, 1994），品相很新，就买回家去翻阅。其中的《中国封建制度》一文，把中国的“封建时代”限定在周朝。这篇专题研究令我印象深刻，也改变了我的认识，我断然放弃了从中学和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学到的流行说法，而接受了汪先生的论点。

2004年7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以后，有朋友建议我联系出版社。友丰书店潘立辉先生愿意将我根据导师要求增写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演变部分单独出版，要求我找汪德迈先生写序言。我和汪先生同住巴黎那么多年，主动跟他见面也只有一次而已。他接到我的信，立即回复说他愿意给我写序。

几个月以后，他用电子邮件发来了他写的序言。其中有对我的赞许，也有从我的文化态度扩展出去的对“中国文人”的讨论。《中国与现代：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遭遇的冲击、危机及其复兴》（Chine et Modernité : chocs, crises et renaissance de la culturechinoiseauxtemps modernes, Paris: éd. You Feng, décembre 2005）。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汪先生写序言这件事被出版社特别印在封面上作为宣传。

回国以后，我被安排到法语系工作，法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成了我的基本工作，但我的兴趣早已延伸到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我仍然会阅读汉学原著和译著，但无暇从事法国汉学研究。各处一方，就好像生活在各自的世界，彼此遥遥相望而难于找到共同的话题。我们一直保持着电子邮件联系，但常常是在圣诞节到新年之际，作为晚辈后学，我发邮件向他做礼貌性问候，表达良好祝愿。汪先生每次都认真回复我的邮件，有时候顺便告诉我：他有可能到北京讲学，欢迎我到北京去见面。

2012年10月，在回国工作将近八年之后，我重返巴黎访学。我带了自己的教育部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中国文化的艰难现代化——“现代”焦虑视点中的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化演进》（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去汪先生家里送书。这次，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他送给我他在香港大学做讲座的彩印小册子。

2013年5月的一天，金丝燕老师请我去她家，参加琴社雅集。我虽然不会任何乐器，但对于音乐很有兴趣，兴致勃勃地接受了邀请。下午到金老师家，意外地看到汪先生在座，都很高兴。大概在十点钟聚会结束以后，我陪汪先生下楼。走在圣米歇尔大街的人行道上，细雨霏霏。在圣米歇尔地铁站旁边，我们道别，汪先生则独自前行，他说去坐公交车。

回到住处以后，我写了一首诗，题为《金丝燕家雅集并重晤汪德迈先生》，以纪念我与汪先生和金老师的重逢：

断邮数年忽重逢，
未晤先闻朗笑声。
花都品茗作雅集，
闹市抚琴饶古风。
蓬荜生辉高士坐，
热心问道后学诚。
感念主人情谊挚，
惜别深夜雨蒙蒙。

其中的“断邮”是说我回国以后与金老师失去联系，重返巴黎得以重新晤面，“高士”指的是汪先生，“后学”是指当日在场的年轻人，大都是汉语教学志愿者。

我访学回国以后，与汪先生和金老师保持邮件联系。听闻汪先生数次前往北师大讲学，真是佩服他的精神和毅力。鉴于法国汉学丰富成果值得系统研究，也可以扩大法语研究生的选题范围，今年春天，我与吴泓缈、方丽平联合开设了《法国汉学研究导论》，其中一个专题就是对汪先生的汉学研究的阅读和思考，重点阅读他的新著《中国教给我们什么？——在语言、社会和文化方面》（金丝燕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中，汪德迈先生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深入中国文化源头，见微知著，以古鉴今，带着“理解之同情”（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通过其丰富的法语著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和而不同”，成为中国与西方之间杰出的文化中介者。作为一个深入理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文化中介者，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偏重，当然可以互鉴互补。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源于中西文明冲突所造成的“天下中国”困境，不少中国人因为“现代性焦虑”所造成的情绪化应激反应，而将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快速现代化或者说全盘西方化，从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引发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激烈批判和中国文化虚无主义，造成了中国文化本身的今古隔膜。汪德迈先生以其卓越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超前性、超越性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兼容性。

因此，汪德迈先生的汉学研究成果也有助于现代中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及中国文字独特性的理解。这使他介于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面向中国人，成为的杰出的文化内部中介者。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现代性焦虑”，中国人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各种挑战，并更加自信地走向未来，也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作为他者的现代西方和作为遗产的中国传统，也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晚清名臣陈宝琛题哈佛燕京学社联语）

汪先生生于1928年，在93岁高龄离世。生前已经著作等身，享誉国际汉学界，多次在北京、香港讲学，影响很大。以我对他有限的理解，他对中国上古历史、文化与思想的解读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像他这样能够研读甲骨文、金文，沉潜于古代以理解中国文化基因密码的汉学家，今后恐怕很难再有了。斯人已逝，斯文犹存，遗教犹在，他的汉学研究成果虽然是向法语读者说话，却也向能够阅读法语的中国人说话，并借助于汉译本，向更多的中国人说话，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也更好地理解世界，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因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

谦谦君子，践行仁爱。沟通中西，誉满学界。斯人已逝，音容宛在。著作传世，启迪后代。

2021年10月25日晚，

写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