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让我着迷

〔法〕汪德迈撰　〔法〕金丝燕译

摘　要：中国文化特征与中国表意文字系统和中国思想传统关系密切，中国的人道主义和西方的人道主义之间存在重要不同。在中国思想里，文字的概念是由事物图纹所表示的意义而显现的。《文心雕龙》将“文”比之于美丽且出色表现其力量的虎豹之纹，以晨曦之微明表示日光之美。

关键词：汉字　中国文化　人道主义　中西文化相遇

我从1945年最初学中文起，就对中国文化着迷。最让我着迷的是，在中国文化里，存在着与我自己的文化，即法国文化，乃至延伸至西方文化，所共同拥有的丰富的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精神，我的古典学术所给予我的人文主义，是以希腊-拉丁，加上犹太-基督教为模式的，唯一的、普遍的人文主义。我在大学时期所经历的知识界的思想倾向，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主导，在当时有极大的影响力。法国年鉴学派对以往历史学专注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方法加以质疑，开始吸纳其他学科的问题与方法。在这一思想潮流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即“精神史”的开创者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再一个就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重新定义了“知识考古”的概念。我在索尔邦大学第三阶段（哲学高级教师会考预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后来在法国马赛，在乔治·杜比执教的埃克斯-普鲁旺斯大学，我创办了中文系，乔治·杜比教授的女儿是我中文系的学生。我把这些杰出思想家的研究方法转移到中国文化研究上来，如借鉴年鉴学派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借鉴精神史和知识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表意文字系统。我在这些研究中，揭示了中国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人道主义两者之间，有以下重要的不同：

中国文化起源基于极其精微的“龟”卜系统，而非宗教（萨满），由此产生一种表意文字，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思想。

中国社会最初依据生产关系构成（文字统治／文人官僚），而非依赖所有制而构成。

这种社会的演变是与欧洲社会完全不同的：非奴隶制，而是井田制；非基于骑士集团的封建性，而是宗法的封建性；非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而是以文人官僚励精图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非指向与诸如“哲学”的思辨性领域不同的文学，而是向思辨性开放并与纯文学写作没有区别的文学维度；非源自宗教背景下形成的权理社会秩序，而是源自占卜科学发展而来的阴阳五行、宇宙而上的权礼所构建的社会秩序。

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地球上两种人道主义相遇，各自引发了难以预测的转变，这肯定尚未结束。

文字，受思辨不可或缺的支持，以其思维所指的方式，极大地影响着思想；中国思想就是这样深受汉字表意系统的浸润，而西方思想深受印欧字母系统的浸润。除了思辨，文学之间也显得非常不同。历史上，文学在中国和西方依据不同的文字模式，沿着极为不同的道路发展。

在苏美尔，公元前4000年中叶，曾出现一股热潮，使文字、国家与作为录算技术的商业一起问世。数字的发明先于文字。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的楔形文字文本要晚一千年才出现。在中国，甲骨文出现于公元前13世纪中叶，由占卜师创造。他们由此发明出一种表述方式：记录卜占—在经过占卜法炙焙的龟骨甲上刻卜文的技术—把每次占卜的卜辞和验辞连接—综合成类似方程的形式。这一技术向占卜以外延伸，向一种特殊的刻写载体（竹简）而非卜片发展，经过千年的演进，形成了中国文学的雏形。

中西两种文学，经由各自的方法，破茧成蝶。但是欧洲与中国所化之茧，在本质上各有不同；所成之蝶，在本质上也互有差异。文字的非文学用途，在各个领域繁衍，以至于纯意义上的文学被冠以“美文”之称，作为艺术的一种，与普通写作相区别，后者形成广义的纯器用性的文学总体：医用文、科学文、报刊文、狩猎文等。可以说这些写作仍然在蝶蛹阶段，尚未破茧成蝶。

但是，在中国，中文没有如此区分。中文的所有写作都包含表意之“文”的崇高性。表意文字是占卜的女儿，像占卜一样在形而上的层面运作，超越话语的形而下（相反，在西方的字母系统，话语被赋予过高地位，把文字变成了口语的侍从）。“文”，字源为，代表高一级的社会等级，也用作装饰语，比如“周文王”，也含有艺术家实现的一个念头，无“文”不美。引申义为精细、卓越，涵盖所有装饰性标志（兽毛、羽毛、皮等），以及任何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如文字、作品。在中国思想里，文字的概念是通过事物图纹所表示的意义而显现的，那是种具有文学性的美妙刻画的图纹。《文心雕龙》将“文”比之于美丽且出色表现其力量的虎豹之纹，以晨曦之微明表示日光之美。

在中国思想中，文学在纯意义上升华到美文（写作成为蝴蝶）而与日常写作（写作仍然为蝶蛹）相区别，正是刘勰所喻的“雕龙”。我们来看这文学之“雕”何以生出与蝴蝶翅膀相媲美的奇妙。

原文发表于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50辑，第3-5页。

公众号链接：《跨文化学》第4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