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重读“东方文化丛书·总序”和《新汉文化圈》

　陈　明

一

古往今来，历史前进的巨轮既是由语言、技术、发明、创造等因素所驱动，也是由人类文化的交流所支持的。在不同的时空区域中，人类文明的类型五花八门，由于宗教、信仰、思想、学术、贸易、经济利益、霸权、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相互之间既有友爱，更多的是流血冲突，甚至炮火纷飞，上演了一幕幕悲欢离合的人间悲歌。同为地球村的居民，无问西东，无分南北，人类应该在难以回避的对抗中寻求共识，在客观存在的差异中实现融通。我们应该倡导以跨文化共荣共存的心态，求同存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数十年前，北大的老校长胡适曾经在一次广播演讲《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中指出：

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通，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译成白话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老玉米现在传遍世界，难道是洋枪大炮逼我们种的么？桐油、茶叶，传遍了世界，也不是洋枪大炮来抢去的，小的小到一朵花一个豆，大的大到经济政治学术思想都逃不了这个文化自由选择，由流通的大趋向，三四百年的世界交通，使各色各样的文化有个互相接近的机会，互相接近了，才可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才可以自由挑选、自由采用。今日的世界文化就是这样自然的形成。^①

胡适的这段讲话不仅描述了异地物质品种（如老玉米、桐油、茶叶）的流动方式，也归纳了相互交通的世界文化形成的大原则。其颇具前瞻性的论述还印证了多年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世界各地的交往也随之繁盛，经贸成为世贸大船难以脱钩的压舱石；千里咫尺，旅游成为直观的面对面相遇和对话，人们彼此之间的认识和了解，也在逐步迈向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的报告中告诫全国人民“必须胸怀天下。”他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响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国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②习总书记的这些讲话高屋建瓴，从宏观的层面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在以军工联合体为基础、以资本夺利为目的的美国，为追求和持续维系全球霸权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今天；在美国多次破坏其昔日牵头建构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其企图推动逆全球化的不良倾向甚嚣尘上的当下，我们仔细思考习总书记的这些讲话尤其必要，也更凸显其内涵意义重大。

二

30多年前，为了推动广大读者增加东方文化知识，加深对东方文化的认识，“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什么地位？东方文化当前的作用是什么？衡以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为响应这些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套“东方文化丛书”。季羡林（ 1911—2009）、周一良（ 1913—2001）、庞朴（1928—2015）三位先生联名所写的“东方文化丛书·总序”中，他们开宗明义指出：“一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诚然如此，一种文化或文明能可持续发展，由内因和外因双重作用，“外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交流”。如果某种文化或文明长期坚持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做井底之蛙的美梦，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古希腊罗马文化、闪族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各自所形成的四大文化圈相互之间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程”^③。该总序中的简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三位学者对文化交流的深思和推崇，这一观念也与他们的学术背景与学研经历是分不开的。1930年7月 25日，北京大学录取本科新生的榜单中，英文学系有四名新生，季羡林先生之名赫然在列^④。然而，他选择就读了清华大学，接受德语专业四年的培养。1935年6月 1日，作为山东省立高中教员，季羡林再获赴德交换研究生资格。留德十年，他苦读梵、巴、吐火罗文，精研俗语佛典。毕业后，蒙陈寅恪先生推荐，在汤用彤、胡适、傅斯年等前辈的支持下，季羡林从1946年秋天起，结庐北大，创建东方语文学系。1948年春，季羡林与马坚、周一良、翁独健、王森等青年东方学家，筹办中国东方语文学会^⑤。从此，数十年内，他主持和引导了中国东方语言文化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季羡林晚年完成的中英文版《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⑥、以及《蔗糖史》^⑦和《西域佛教史》^⑧，都是有关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其经典性将影响深远。季先生在《蔗糖史》（副标题为“体现在植蔗制糖上的文化交流轨迹”）的写作中，特别注重分析文化交流的双向性特征。他主持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由多家出版社接力出版，延续至今，刊印了200多部东方学领域的著作。该丛书也成为学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品牌。

周一良先生出身燕京大学，1939年秋留学哈佛，1944年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后，他先后任教燕大、清华与北大。1940年，周一良在哈佛时写给傅斯年先生的信中说：“去年所习课程为日英翻译、法文、梵文及语言史。”“今年暑假仍续读法文，开学后除续选日英翻译及梵文外，并习希腊、拉丁及德文，故异常忙碌。”^⑨一良先生重视学习多种外语，为其从事亚洲史、日本文化史、敦煌学与佛教史等跨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周一良全集》十卷本中就积累了他的跨文化研究精华。

庞朴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史家、文化史家，注重探讨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一分为三论》《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系列著作中^⑩，庞朴先生揭示“一分为三”为中华智慧的精髓，他提炼的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恰好与文明互鉴观念是相吻合的。

2002年，汤一介先生踵武前贤，开“东方文化丛书”之新编再版。在《再版序言》中，他借用民国时期“学衡派”的口号“昌明国粹、融汇新知”，提出了“以包容和开放的态度来确立我们的文化立场”。他批判了两种有害的文化倾向，即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文化上的部落主义。他着重提倡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中的普遍和谐观是适合世界发展的。汤先生既坚持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主体性，也认同法国哲学家于连提出的“互为主观”“互相参照”和从“他者”返观自身的思路。这些观念和思路为不同时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共性思维的可能。

三

汪德迈（ Léon Vandermeersch，1928—2021）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深入学习和精深探讨，成就卓著。他的研究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但不拘泥于中国文人的本位主义，乃从中国、亚洲和世界的三个跨文化的维度展开，融合语言、历史、思想、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经济等知识的汇通与比较，真正体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色。他多次到中国交流，晚年亦坚持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学传道。可惜笔者未有福缘，错过了聆听汪德迈先生教诲的机遇。记忆中，好像只有一次听过他的演讲，那是在香港大学举行的祝贺饶公的学术会议上，但我未能趋前请教，留下无限遗憾。

1997年，汪德迈先生的《新汉文化圈》汉译本（译者陈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东方文化丛书中“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方面的代表作。笔者捧读《新汉文化圈》一书，受益良多，至为感佩。该书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深入考察了以汉字为纽带的新汉文化圈的特点。全面揭示该书的重大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非我所能，期待方家的更多评述。此处仅摘录该书中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论点，略谈感想如下：

“一般说来，无论在何种体制下，汉文化氛围于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⑾我觉得这一判断是比较公允的，消除了那种认为现代经济孕育于西方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是现代经济发展支柱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新汉文化圈“都具有一种同样的经济增长活力”，其发展结构中“包含极为类似的基本成分：强大的国家干预，农业的基础作用，与重工业优先的体系”^⑿。有关强大的国家干预，常被认为等同于集权模式，甚至独裁体制，常常受到欧美学者或媒体的批评。而实际上，一方面，西方国家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同形式的、多种多样的国家干预，甚至跨国对外的长臂管辖。比如，美国长期以来动不动就以国家安全为名，动用政治、经济、外交、金融、军事等全方位的国家力量，打压他国的科技进步或经济发展。且不说美国近年越来越变本加厉的对中国打压，即便是对付起各地的盟友来也毫不手软。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2022年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哪一种不是基于强大的国家干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相当的合理性，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发展与对外交流，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因此，面对擅长话术操作的西方叙事，实在有必要冷静思考，有自己的定力，不必随之起舞。

汪德迈先生的书中指出：“中国经济目前在加快速度，并可望在最近的30年中大大减少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估计，需要历史来确认。”^⒀很显然，从这 3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汪德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估计无疑是正确的。他的这一远见卓识的预估不是对中国的盲目吹捧，而是基于对新汉文化圈的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仅仅是中国单方面努力的结果，也是得益于与世界各地经济的广泛交流，在交流中共赢的结果。我们不能以汪德迈先生的话为依据骄傲自满，而应该更加谨慎谦和。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做法，我们要有所反思，实事求是，以求可持续的绿色发展。

汪德迈先生对汉字的作用有极为深入的探讨，他指出“汉字对普及来自另外世界的知识的雄厚力量”，“汉字因袭着传统思想的重负，在稳定精神、保持过去的连续性的同时，还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适应。”^⒁这些观点一方面认同汉字对维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指明汉字在近现代以来与西方文化交汇过程中所提到的作用。很显然，面对未来，汉字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若从新技术的角度来看，汪德迈先生的这些看法无疑也是很有前瞻性的。1980年代，北京大学王选教授主持的方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一项重大的发明，是基于汉字文化的自主创新的典型。这一技术给传统的汉字预付了新时代强悍的生命力。在电子时代，汉字的新生与便捷，完全不输于拼音文字的使用。回想1950年代前后学界出现的废除汉字的一些呼声，以及韩国主动废除汉字的使用，不得不令人感慨万端。

汪德迈先生还归纳了与儒教有关的原则，包括“教育的重要性”“群体主义原则”群体主义原则“给工业社会结构注入了一种性质迥异的精神”，礼治主义与法制主义的融合、国家功能主义的作用等。他的这些归纳深化了对儒教的认识，摆脱了对儒教过于腐朽的标签化认识。对于儒藏经典和儒家思想在新时代的角色、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我们确实需要从学理的深度、从历史的维度、从未来的展望等层面，以“中道”的心态来探讨之，以寻求共识，而不是随意的美化或者恶意的丑化。

汪德迈先生指出，“中国的发展正变得越来越独特。这一独特性正是根植于两千多年来群体主义熏陶下的社会心态，根植于与西方法律个人主义相比毫不逊色的高度发展的礼治主义”^⒂。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协同作用和文化的一致性（即共通的汉字、共有的浸透了儒家传统的社会形式、宏观层面的思想相关性），促使新汉文化圈在21世纪新时代的崛起。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实事求是的考察。这一考察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也很有醍醐灌顶的作用，有利于跳出欧美中心论的“牢笼”和禁锢。他所说的“西方不久应该意识到，文化一词不仅在人类学的语言中，而且在其他学科中也是复数的。”^⒃这也显示了西方之外的文化也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文化冲突论”是大国竞争所需的话术和产物，而消除冲突的前提是加强交流、理解和相互的尊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我觉得以“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作为考察视野，或许能深入体悟到汪德迈先生的《新汉文化圈》一书的更多涵义。

今天我们重读“东方文化丛书”总序和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的《新汉文化圈》，不仅是吸收前辈们的学术智慧，更要继承前辈们宽阔的胸襟、平实的学风和超越的视野。我们要立足脚下的土地，放眼宇宙，体认全球文化。透过我们的现实努力，让更多的人明白，文明差异不等于文化冲突，文明之间的歧见也可以被包容与共利所超越。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必将为全球的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机遇，“一起向未来”才是我们的永恒目标。

原文发表于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48辑，第59-67页。

公众号链接：《跨文化学》第463期